北京哪个医院治疗白癜风 http://www.ykhongye.com/水，是人类和鱼类共同的生命之泉。或许，源于对水的依赖，以及上苍的眷顾，人类的历史，也是一段人和鱼共生共息的历史。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早从事渔业生产的远古文明之一。在渔业发展的过程中，先民不论是在鱼类的养殖、捕捞，还是方法总结和器具的制造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甚至编著了很多渔业文献，无疑给后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生产资料及精神文化财富。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鱼的图案就出现在古人的各种器皿之上，甚至在著名的上古文物“人面鱼纹彩陶盆”上，鱼和人的有机结合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图腾级的崇拜意义。新石器时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我国的渔业文明不仅持续造福了后世，而且也对世界渔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连续而从未中断发展的先进农耕文明来说，如果是要谈起最为擅长的渔产养殖业，那么我们不妨随着历史进程，来展开这样一幅“人鱼共存，生生不息”的千年画卷。先秦池养法，是底层大众优质蛋白质的稳定来源华夏文明是世界上从事鱼类养殖最早的文明之一，作为优秀的农耕民族，自然是以池塘养鱼著称于世。曾经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上载有:“贞其雨，在圃渔”，其中的意思是指在园圃的池塘内捕捞所养的鱼。以此就可以推断出，我国的养鱼史至少始于公元前12世纪的商代。文明早期从天然的水系之中捕捞鱼类，到王朝建立之后，逐渐采用人工建池养殖鱼类，是渔业生产的重大发展转变，意味着人类对自身的能量摄入更能熟练的掌控。随着渔业的发展，养鱼的种类也是逐渐增多。同时，在鱼池建造、放养密度、搭配比例、鱼病防治等方面，也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诗经》中曾记载了周文王游于灵沼，见其中饲养的鱼类在欢快跳跃的情景。这是应该是对池塘养鱼这种生产方式进行具体信息记录中，最早的案例了。进入了战国时期之后，各地养鱼普遍展开，大力发展池塘养鱼的诸侯国有东部的郑国、宋国、齐国，还有东南部的吴、越等国，因为养鱼区别于捕鱼，在上古时期开始就和所有畜牧养殖业一样，被视为农业，在重农轻商的时代，这无疑是最为主要的富民强国之业。战国时期的双面鳞鱼青铜币战国时期关于养鱼这种生产活动非常活跃，所以相关记载也是很多，比如在《孟子·万章上》中记载，有人将鲜活鱼送给郑国的子产，子产使管理池塘的小使将鱼养在池塘里。另外，东晋散骑常侍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也说，战国时期的张仪和张若筑成都城，利用筑城取土而成的池塘养鱼。这进一步佐证了先秦时期，上至国家、下至百姓，不会放弃任何机会和资源来进行池塘养鱼。当然，限于客观条件，这时的养鱼方法较为原始，并未总结出太多先进的方法和技术经验。只是将从天然水域捕得的鱼类，投置在封闭的池沼内，任其自然生长，至需要时捕取。虽然效率不高，但是池塘养鱼给古人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对于鱼类食物这种优质的蛋白质获取方式，从此有了一个稳定的来源。汉代养鱼著作的问世，湖养、稻鱼齐头并进据司马迁的《史记》和赵晔的《吴越春秋》等史籍记载，春秋末年越国大夫——商圣：范蠡，他经商致富的重要门道就是养鱼。并且著有《养鱼经》为证。该书反映了春秋时期在养鱼的技术生产中的方方面面。西汉建立后不就，经长达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奖励生产，社会经济有了非常大的促进促进和发展。至汉武帝初年，养鱼业进入了繁荣时期。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提到过，临水而居的人，以大池养鱼，一年有千石的产量，其收入与千户侯等同。当时的养鱼产业的兴盛发展由此可见一斑。当时主要养鱼区在水利工程发达、人口较多的关中、巴蜀、汉中等地。经营者有王室、豪强地主以及平民百姓。养殖对象从前代的不加选择、随心而动，变成以经济利益较为优秀的鲤鱼为主。范蠡的《养鱼经》鲤鱼有着池塘天然繁殖的习性，适应性强、生长快且肉味鲜美，在鱼池内不会互相吞食而减产。在人工控制条件下，可以促使鲤鱼产卵、孵化，以获得养殖鱼苗。养殖鲤鱼的鱼池通常至少需要数亩之大，池中深浅有异，以适应不同大小鲤鱼的生活习性之差异。另外，鲤鱼还可以与其他植物“和谐双赢”，如种上莲、芡等，不但可增加经济收益还能使鲤鱼获得食料来源。规模更大的湖泊养鱼的方法也始于西汉。葛洪在《西京杂记》中说，汉武帝在长安筑昆明池，用于训练水师和养鱼。所养之鱼，除祭祀之用，多余的会在市集上出售。另外我国的稻田养鱼也历史悠久，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东汉时期，我国已经开始进行稻田养鱼。巴蜀地区农民利用夏季蓄水种稻期间，放养鱼类。事实上，稻鱼共生系统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农业模式。该系统中，水稻为鱼类提供庇荫和有机食物，鱼则发挥除草、松土增肥、供氧、除虫等多种功能，这种生态循环大大减少了系统对外部化学物质的依赖，增加了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实际上，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稻鱼文化，不仅仅是有助于生产的生态农业模式。它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节庆和饮食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东汉的《弋射收获图》我们再回到范蠡《养鱼经》，它以类似于现代FAQ问答形式记载了鱼池构造、各种规格、搭配比例、放养时间和密度、轮捕、留种增殖等养鲤方法。书中的方法至少延续使用了近千年之久，可以是中国养鱼史上划时代的珍贵文献之一。唐宋元产业升级，鱼苗、鱼种技术的分工出现东汉之后，自三国至隋代，由于战乱频发，养鱼业曾一度衰落。至唐初中期，又随农业生产的加强而日趋兴盛。不过，唐代仍以养鲤鱼为主，大多采取小规模池养方式。唐代养殖技术主要继承汉代的，但这时已人工投喂饲料，以促进池鱼的快速生长。到唐代后期，精细化产业分工此时产生了。在岭南出现专门以培养鱼苗为业之人。当时岭南人采集附着于草上的鲤鱼卵，于初春时将草浸于池墉内，孵化成小鱼后在集市出售，称其为鱼种。唐官金鱼袋和银鱼袋唐昭宗时，岭南的养殖者从西江中捕捞鱼苗，售予当地耕种山田的农户，进行饲养。农民们于是将荒地垦为田亩，等到下春雨田中积水时，就买草鱼苗投于田内，至一两年后，鱼儿长大，将草根一并吃尽。此时土地也越发的肥沃，便可开垦为田，从而又开启了鱼稻双丰收的成熟生产模式。北宋年间，长江流域经济发展迅猛，长江中游的养鱼业增长很快，九江、湖口等渔民筑池塘成鱼，一年收入，少者几千缗，多者达数万缗，养鱼致富者比比皆是，更加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南宋后，地处江南的九江因鄱阳湖而成为最重要的鱼苗产区。商人们会将鱼苗远销至福建、浙江等地，形成了包括鱼苗培育、运输、投饵及养殖等一条龙的成熟产业。随着南宋核心区域的南迁，浙江一带的会稽、诸暨等大户人家往往都会凿池养鱼。每年春天，会购买九江的多种鱼苗饲养，并将鳙、鲢、鲤、草、青等多种鱼苗，养于同一鱼池内，这就是最早期的“混养”。此外，随养鱼业的发展，鱼病防治经验水平也逐渐系统化起来。另外还值得一说的是，在宋代，人们还利用鲤鱼来培育我国特有的观赏鱼——金鱼。宋人在湖中养鱼及捕鱼的场景《农书》是元代的王祯所著，是总结我国农业生产经验的一部农学著作。其中充满了王祯本人忧民悯民的思想。他为农业增产、积谷防饥，从而达到“富民”的目的，介绍了很多经验，设想了诸多的办法；《农书》的刊行对全国养鱼也起了促进作用，书中辑录了《养鱼经》等诸多水产养殖的文献资料，广泛介绍了有关鱼池的修筑、管理，以及饲料投喂等方法。战争频发的巨大影响是元代的养鱼业受挫的主因。在这种情况下，元代大司农司下令“近水之家，凿池养鱼”来鼓励民间大力发展养鱼业，这个时候《农书》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清的精进，水产养殖多元发展到了明代后，主要养鱼区在水质优良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养殖技术相比前朝更趋完善，在鱼池建造、鱼塘环境、防治泛塘、定时定点喂食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明代后期，鱼农们通过尝试还创新了“桑基鱼塘”和“果基鱼塘”，使稻、鱼、桑、蚕、猪、羊等构成了比普通稻鱼系统更为庞大的良性循环的人工生态系统，从而提高了养鱼区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时，混养技术也有提高，在同一鱼池内，按一定比例放养各种养殖鱼类，可以对水体和饵料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从而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增加了收益。始于明代的桑基鱼塘模式河道养鱼方式也始于明代。这种养殖方式的特点是将河道用竹箔拦起，放养鱼类，依靠水中天然食料使鱼类成长。在嘉靖年间，三江闸建成后，绍兴河道的水位差变小，为开发河道养鱼创造了有利条件。关于养殖区域，明清时代以江苏、浙江两省最盛，江苏主要在苏州、无锡、昆山、镇江、南京等地。浙江则以吴兴菱湖最著名，嘉兴、绍兴、诸暨、杭州等地也较为重要。此外，广东、江西、湖北、福建、湖南、四川、安徽、台湾等省，也具备了一定的养殖规模。在养鱼方法技术方面，明末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鳞语》所说，西江渔民将捕得的鱼苗分类撇出，出现了最早的撇鱼法。在浙江吴兴菱湖，渔民利用杂鱼苗对缺氧的忍耐力比养殖鱼苗小的特点，以降低容器中含氧量的方法，将杂鱼苗给淘汰掉，这也被称作为挤鱼法。另外，明清时期的水产养殖类别就更加广泛了，除了鱼类外还包括了牡蛎、蚶子、蛏子……等等。明代浙江、广东、福建沿海已有蚶子养殖业。在水田中养殖的泥蚶以及天然生长的野蚶，人们已能对两者正确加以判别。明代福建、广东已有蛏子养殖。如《本草纲目》、《正字通》、《闽书》等等文献中，都记述了蛏子滩涂养殖的方法。所有这些先人的技术经验，都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水产养殖业。清代的著名渔书《渔洋精华录笺注》后记：千年来人和鱼互驯共生之情按照《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说法，表面上看是咱们人类驯化了小麦，但是实际上可能是小麦驯化了人类。对此，我并不这么认为，人类和所有与之休戚共生的动、植物之间，实质上都是“互驯”的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选择。而构筑这种“互驯”关系的选择权力，始终掌握在最高级生物“人类”的手中。对鱼类进行饲养、培育和保护，尽管是人类出于高效获取能量为目的，但的的确确也促进了鱼类这个物种在地球上持续的繁衍生息和蓬勃的壮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也逐渐的开始愿意从欣赏和感恩的角度去看待鱼、赞美鱼。不论是前面我们所提到新石器时代的“人面鱼纹图腾”、“战国的鱼币”，还是“唐代的鱼袋”，以及从古延续至今的“观赏鱼”，都深深的篆刻到华夏文明的民族文化之中。或许这些文化的印记，正是千年以来，人和鱼“互驯共生”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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