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和浙江地处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的两侧，中国海岸线中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江海交通都非常便利。江苏北部是接连华北大平原的苏北平原，海岸是砂砾海岸。浙江西部和南部是丘陵地带，其中一些山峰超过米，海岸是岩石海岸，多良港。太湖沿岸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东北部是长江三角洲平原和杭嘉湖平原，这块自古以来被称为“江南”的地方是中国河流最为稠密的水网地带。众多的河流带来了农业灌溉和水上交通的便利，促使农业发达并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实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长江三角洲平原地区的人口密度在中国也是最高水平的，在80年代，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已达人以上，这与该地区的较高的城市化水平有关。在这一地区，除了上海这样市区人口超过万的国际特大城市以外，人口超过万或接近万的大城市还有南京、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常州等。江浙地区的气候属温带和亚热带型，除江苏北部以外，即便1月份的平均气温也在摄氏5度以上。降水量由南向北逐步减少，浙江南部年降水量约在1毫米左右，长江河口两岸为毫米，江苏北部则只有毫米。江苏、浙江地区在文化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唐宋以来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说法，至今仍是对这一地区使用最为频繁的评价用语。这一地区的居民，自古就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掌握技术的能力，中国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学者也都出生于这一地区。此外，在商务和行政能力方面，这里也是人才辈出的，有“无宁不成市，无绍不成衙”的民谚，宁波多商务经营人才，绍兴多行政谋略人才之故也。江苏、浙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农林渔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到70年代末，江浙地区的农林渔业已在中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年为代表年，这一年的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江浙两省的土地面积合计只占中国的土地面积的2.1%，但粮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12.7%，棉花产量占全国产量的27.3%。江浙地区的粮食以稻米为中心，长江以南地区是双季稻，其单位面积产量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也是属于最高水平的。江苏中部和北部地区是冬麦、夏稻。棉花主要产于江苏的苏北平原和浙江的甬绍平原，单位面积产量也是全国最高的。经济作物中茶是必须一提的主要产品。由于气候和水土适宜，浙江的丘陵地带大量种植茶叶，其产量居全国第一位。浙江产量居全国之首的经济作物还有蚕丝、黄麻以及油菜籽。自古以来，养蚕业就是江南地区的支柱产业，太湖沿岸的杭嘉湖平原的农民大多夏天种稻，冬天种麦，养春蚕和秋蚕，养蚕业的收入要占当地农民总收入的40%左右。得益于养蚕业的发达，浙江的制丝工业在中国占有重要的地位。茶和生丝都是浙江的重要出口商品，其茶叶和生丝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好，在国际上，人们把生丝当作中国文化的象征。林产品中最有名的是毛竹，浙江的毛竹产量也居中国各省市之首。在江苏、浙江的沿海地区，渔业和采盐业也很发达。江苏北部海岸的盐田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最大的盐业生产基地之一。浙江的渔业则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舟山渔场是全国最大的渔场。除了海洋渔业之外，江浙地区的淡水养殖业也很发达，江苏的淡水鱼产量居全国第一位。正因为如此，江浙地区被誉为“鱼米之乡”。江浙地区发达且生产率较高的农业是乡镇企业原始积累的主要源泉之一，也是形成“江浙模式”的重要条件。江苏和浙江是中国近代产业的发祥地之一，纺织、食品、机械、建筑材料、化学工业、电子通信设备等产业在国内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纺织和机械工业，由于历史悠久和具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技术积累，因此无论是产品的种类，还是产品的质量都处于全国领先位置。纺织、机械、食品饮料、化学工业和建筑材料等产业是（指-年间）江浙两省的主要支柱产业。这5大产业的产值占本省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例，江苏是52.6%，浙江是52.2%。5大产业以纺织工业所占比例为最大，我们以某省某产业的产值占该省的工业生产总值的比例与该产业的国内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的商为特化系数，以此来测算该产业在该省的集中度。测算结果表明，江苏、浙江的纺织工业的特化系数分别是1.7和2.0。由此可见，纺织工业在江浙地区工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江浙地区的纺织工业在全国的重要地位。除了上述的5大产业之外，江苏的电子通信设备产业在中国国内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江苏、浙江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与人民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消费品生产领域，有着丰富的消费品产业的技术积累是江浙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之一，也是乡镇企业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另一方面，与生产资料生产相关的重工业却相对薄弱。这里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两省缺乏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和能源；第二，培育重工业需要大量的投资，江浙地区自建国到年的近30年间，一直被排除在国家重点投资区域之外，这期间，除一部分化学工业以外，大规模的国家投资几乎没有进行过。江苏、浙江的水陆交通运输网络在全国来讲也是比较完备的，内河运输以长江为主干线，京杭大运河次之，江苏和浙江的内河航运里程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分列第一第二位。由于水运业的发达，该地域之间以及江浙到上海的货物运输的70%是通过水运实现的。铁路则以连接上海和南京之间的沪宁线、连接上海和杭州之间的沪杭线，以及从杭州通向湖南株洲的浙赣线为主要干线，此外，还有从杭州通向安徽宣城的杭宣铁路和杭州通向宁波的杭甬铁路等若干支线。连接浙江金华和温州的金温铁路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条利用海外资金建设的铁路；连接南京和上海的沪宁高速公路，连接上海、杭州和宁波的沪杭甬高速公路则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主要高速公路。江苏和浙江是中国人口高密度地区之一。江苏、浙江都属能源、原材料贫乏的省份，特别是在人均拥有耕地、能源、原材料等指标上都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年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是1.20亩，而江苏的人均耕地只有0.97亩，浙江更少，只有0.58亩。江浙地区的能源和原材料几乎全靠外省调入。同处长江三角洲地区且互相比邻，江苏、浙江和上海的经济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上海就没有江苏、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样，离开了江苏、浙江，上海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江苏、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关系可以上溯到上一个世纪。从20世纪20年代到年，曾经执上海金融界之牛耳的也都是所谓的江浙财团。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同一地域内但行政隶属关系不一的省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有所削弱，但支撑上海发达的消费品产业的仍旧是江苏、浙江的农、林、渔、副业等第一产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华东局”的负责人同时也就是上海市的负责人。这样，在上海和江苏、浙江以及华东其他各省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行政上的纵向关系，由于有这种关系的存在，影响到经济领域，在中央和地方，上海和周边省份进行利益调整时，作出向中央和上海倾斜的判断是不难理解的。例如，早在改革开放前浙江已拥有发达的种植养殖业和水产业，然而这些产业的剩余产品却不能不以“计划价格”按国家计划提供给上海等工业发达地区，而后再从上海等地购入加工工业制品。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工业制品价格和农产品价格之间有很大的剪刀差，由此导致在计划价格体制下的农工产品的交换过程中，大量的利益从江苏、浙江等周边省区流向上海，其中相当部分又通过国家税收的形式流向中央，进一步拉动了江浙地带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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